黄益平：对俄制裁会否导致全球化终结？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黄益平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47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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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上的两轮经济全球化

这一轮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的参与者非常多，措施也非常广泛，而且力度也空前，会不会导致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终结？

什么是全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做过一个定义，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资本、人员、产品和知识在各国之间的自由流动与交换。

人类经济史上已经发生过两次经济全球化。第一轮全球化是在1860年-1914年。1760年左右发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技术催生了效率高、规模大、成本低的纺织业、航运业和铁路业，一方面，生产活动的规模经济日益体现，劳动分工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交通运输成本降低，跨国贸易的便利度大幅提高。这样就开启了第一轮的经济全球化。1914年之前，不仅各国之间的货物贸易很繁荣，跨境资本流动也很活跃，美国西部铁路、巴西化肥厂甚至南非金矿，都是大规模地从国际市场上融资的。因此，1860年开始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是直接触发因素。

第二轮全球化是从1971年开始的。当时布雷顿森林体系濒临崩溃，尼克松总统决定把美元和黄金脱钩，各国由此走向了浮动汇率体制。汇率体制从固定走向浮动，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跨境资本流动变得活跃起来。蒙代尔三元悖论认为，在给定固定汇率的条件下，如果要追求货币政策的独立自主，那就必须放弃跨境资本流动。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跨境资本流动不太活跃。1971年以后发生了改变，现在一般的说法是，大部分发达国家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了全球化进程，而多数发展中国家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所以，1971年以来的第二轮经济全球化，主要是由政策调整触发的。

中国是第二轮全球化的主要获益者。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直到最近之前，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非常快。究其原因，当然是因为改革政策释放了巨大的经济能量，积极性空前高涨，创造性充分发挥，经济活力十分强劲。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恰好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同步。所以头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国际大循环发挥了关键性的支持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也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收国。如果没有全球化的国际大环境，我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不会这么强劲。

二、对全球化的致命一击？

全球化有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基础，就是国际秩序和全球公共品。基本秩序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一些发展中国家，即便拥有廉价的劳动力甚至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秩序，经济就无法发展。对国际经济交流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但困难更大。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全球的政府来维持政治与经济秩序，这样的责任只能依靠个别国家来承担。在第一轮全球化期间，英国承担了这样的责任。但第一次全球化到1914年就中止了，因为在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核心就是德国挑战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所以全球化戛然而止，国际秩序不复存在，国际经济交流也就难以为继。一战以后发生了大萧条，大萧条以后又爆发了二战，直到1944年美国领头成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本次制裁影响最大的措施是将俄罗斯的一些银行踢出SWIFT系统、同时扣押俄罗斯央行的外汇储备。这类做法在过去也不是没有发生过，这次的特殊性是其参与国家比较多，措施广泛，力度空前，同时是针对一个主要国家。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基础设施比如支付体系以及国际货币都是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俄制裁的实质是一部分主权国家利用全球公共品制裁另一个主权国家，当然在这个例子中，美元是美国的货币，但它同时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也是全球公共品。

这对全球化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击。全球化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只要根据市场因素就可以决定把产品卖到什么地方、到哪儿去投资、用什么货币和什么金融基础设施。二战以来的这一套国际经济秩序，是在美国的带领下建立起来，也提供了全球治理的公共品。过去曾经有美国是“太平洋(601099)警察”的说法，虽然不能说美国总是公平公正、没有霸权行为，但总体看来，二战以来的全球经济环境是比较有序、稳定的，中国也是这个环境的获益者。但西方国家联合制裁俄罗斯的一些措施打破了这样一个局面，也就是说，这个秩序将来还能不能用，首先要看是不是美国的朋友。将来去哪里投资、去和谁做贸易、把供应链放在什么地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只是考虑成本效益因素。当然，全球化根基的动摇可能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特朗普在2018年初四处出击，打贸易战，表明美国已经放弃了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全球公共品的提供者这样一个独特的地位。

全球化会不会由此终结？现在还不太好下绝对的结论，因为与1914年爆发热战不同，现在丧失国际经济秩序的过程更像是温水煮青蛙。既不好断然说全球化结束了，也不应只从当前的贸易、投资数据找证据，说全球化还很活跃，因为很多变化还在进行之中。可以想象的一种情形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还会继续，但可能会变得更加区域化、集团化，国际经济交易决策需要有更强的选择性和风险意识。也许绝大多数国家都不至于与美国及其盟国爆发激烈的冲突，但谁也不能保证永远都不愿发生矛盾。

三、树立底线思维的同时稳健地扩大开放

即便全球化不会终结，这个风险因素的存在，也应该引起政府、企业和家庭足够的重视。过去一段时期，不少企业都在做国际化的布局，许多富裕家庭也在向国际市场分散资产配置。这些都应该继续，但对于供应链被切断、资产被没收这样的潜在风险，应该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甚至做好相应的预案。如果承受不了那样的冲击，也许可以考虑把工作重点放在国内市场。在宏观层面，需要在建立底线思维的同时更加稳健地扩大开放。

第一，要树立底线思维。过去这几年讨论中美贸易冲突时，经常会有人讨论美国没收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的可能性。说实话，过去我一直觉得可能性非常小，因为如果美国这样做，对美元和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地位的伤害可能更大。但现在这样的事件已经确确实实地发生了，相应地我们的一些对外金融策略就需要重新考虑，比如外汇储备管理，还要不要积累、多少合适、怎样配置，等等。对于企业和家户来说也是一样。

第二，还是要坚持稳健地扩大开放。俄乌冲突使得个别国家增加了对我国货币及支付系统的需求，这是个机会，但也需要小心。我国经济的目标是走向全方位的开放，那就不能满足于只是供少数几个国家使用的货币与支付体系。与欧美形成一个事实上的对立集团，既没有能力，也不符合我国的长远利益。实际上，在坚持底线思维的前提下，进一步稳健地扩大开放，才能真正一步一步地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况且加大与包括欧美在内的国际经济的贸易与投资的往来，可能反而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的稳定性与安全度。